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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258次發布時間 : 2021-01-25比利潤、金錢更深刻的問題

近日,“大商人”系列作者傅國涌老師在多座城市主講企業家的本土傳統,追溯從張謇到盧作孚的事業家精神。


他們對品牌、責任、技術、管理、團隊、文化、公益的探索和實踐,會讓我們驚奇地發現,中國工商業曾發展到如此進步的程度,出現過如此科學和民族的管理方式。


他們的實踐為推動社會進步提供了一種充滿啟發性的思路——不奢望,不幻想,溫和而執著地改變社會。

 

不是胡雪巖們


上世紀80年代末,曾做過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曾在一本書中驚人準確地預言,進入21世紀后,在中國最具象征性的,將不再是國營鋼鐵廠中辛勤勞作的產業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術、在環太平洋地區的國際市場上積極競爭的工商企業家。

 

經過四十年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我們驀然發現,一個曾經消失的階層不僅重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而且掌握了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幾乎占據了社會舞臺的中心。

 

在上世紀50年代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改造中整個企業家階層被連根拔起,歷史的鏈條曾經中斷,一切歸零。脫胎于上世紀70年代末的經濟改革,成長于90年代的市場化浪潮,在21世紀全面崛起的這個新階層幾乎從零開始,在新一輪允許追求財富的大潮中重新生長出來的。

 

伴隨著這個階層的日益壯大,是發財術、掘金術的泛濫,充斥書店的是大量滿足人們發財欲望、教人一夜暴富的書籍,報紙版面上到處彌漫著金錢的氣息,刊物封面是娛樂明星和財富明星二分天下,電視屏幕上到處演繹著紅頂商人、大宅門、白銀谷這類老財富神話,或未經沉淀的當代新財富神話,壓抑了四十年的發財夢一夜之間被釋放出來,如同打開了所羅門的魔瓶。

 

曾幾何時,連高居學府講壇之上無比顯赫的經濟學逐漸喪失學術的尊嚴,或明或暗地成為新興企業家階層的代言人。貧富兩極分化的鴻溝仿佛將這個泱泱大國撕開了,仇富的心理和追逐財富的愿望一樣遍地生長,經濟的繁榮并不必然孕育出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個缺乏自己精神背景的新階層,無論手里攥著多少財富,都是浮淺的,面容蒼白的,沒有底氣的,很難繼續往前走,以足夠的勇氣和能力承擔起歷史的未來。

 

前些年,當我們聽到個別企業家呼喚工商文明的聲音時,可以說,這個新階層當中至少有人開始在思考比利潤、金錢更深刻的問題了。

 

在思考這些問題時,由于本土資源的匱乏,人們常常把眼睛投向異域,西方那些第一流企業家的作為和表現成了許多人掛在嘴邊的話題,也就是說,在討論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精神背景和企業家意識時,我們的參照系常常來自橫向的外部世界。

 

這個時候,縱向地追尋我們自己本土的企業家傳統,回望歷史煙塵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經在幽暗的歷史長夜里一閃而過的經典范例,變得猶為迫切。

 

我們在討論一個古老民族的現代化進程時常常會想到“路徑依賴”這個說法,那些在工商業領域積極競爭,走向國際市場的新興企業家追根的時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晉商的身上,追到紅頂商人胡雪巖那里,這些題材已產生了大量的虛構文學、電視劇,他們的故事為人們津津樂道,他們的經營技巧、商業智慧以及和官場打交道的能力,都成為人們學習的樣本。

 

杭州的胡雪巖故居、胡慶余堂,山西太谷、祁縣的那些百年老宅,幾乎都成了朝圣的地方。這個根實在是追錯了地方。盡管他們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可以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業傳統,其中蘊涵著許多值得肯定的因素,比如誠信為本的理念等等,但他們都是農業文明的產物,產生于一個封閉社會當中,經商只是他們附屬于絕對皇權之下的一種謀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獨立性,經商不能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內在追求。

 

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全力經營事業的自覺,不可能發自內心地把經商作為終極的追求目標,只不過是仕途無望不得已的選擇,商人們最終向往、膜拜、在意的還是那個紅頂,他們頭上還籠罩著不可超越的官本位的障礙。

 

只有到了晚清,時代發生重大變化,在洋務運動興起之后,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后,民族危機迫在眉睫,外國企業在中國的通商口岸紛紛生長起來,洋貨占領市場,刺激國人自辦企業,以尋求救國之路時。特別是經歷了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變局,皇權衰微,甚至連朝廷都公開獎勵投資工商業,不惜以子爵、男爵來獎勵投資者,并且頒布一系列法律、法規來保障企業的創辦和經營,此時才有可能出現新型的近代工商業以及新型的企業家階層。

 

我們知道,創立湘軍,幫助清廷削平太平天國的曾國藩,號稱“中興名臣”,功高震主,顯赫一時,也不過得了個侯爵,長盛不衰的李鴻章只是個伯爵。而到了晚清,一個人憑投資辦企業就可以得子爵、男爵,光宗耀祖,對于一個官本位根深蒂固的民族,這是前所未有的。

 

與此同時,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由此產生出一個新的知識分子階層,幾乎與企業家階層的出現同步,這兩個新興的社會階層在很多時候往往是同命運、共呼吸的,在晚清民國的半個世紀中,他們同時崛起,并發揮極為重要的影響,參與創造歷史。

 

他們如同歷史的兩個輪子,成為推動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力量,如果說知識分子建立了近代的報業、出版業和新式教育(從大學、中小學到職業教育),那么,企業家手創工廠、現代商業和銀行,他們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都有著相當的共識,許多企業家和知識分子之間有著深厚的友情,北大校長胡適還擔任過天津久大鹽業公司的掛名董事長,原因就是他和化學工業奠基人范旭東之間的交情。

 

上世紀50年代,從批陶行知、批胡適、批胡風到反右運動,和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整個企業家階層集體消失差不多同時,意味著近代新興的兩大階層退出歷史舞臺,他們建立的并不久遠的傳統戛然中斷,但是中斷并不是消亡,他們的努力已悄然融入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一旦去挖掘,那些傳統還會帶著泥土的氣息重新浮現出來。

 

此刻,如果我們回過頭來將目光落在中國本土企業家曾經的傳統上,看看前人曾經達到的高度,尋找一個新起點的時刻。此刻,我們回過頭來尋找中國本土企業家曾經的傳統,看看前人曾經達到的高度,站在前人的起點上,比完全從零開始要好得多。歷史需要長期的積淀和傳承。

 

因此,找回那個中斷的傳統,不只是為了回望過去,而是更好地往前走。一旦找到了真實的根,明白自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面生長起來的,這個新興的階層就將擁有一個可以依托的精神背景,不再是依附在虛無縹緲的東西上面,也不至于只能到域外去尋求自己的精神資源。


 

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

 

大約2005年夏天,我逐漸意識到,一部中國近代史不僅是軍閥、梟雄、權勢者和革命者書寫的,也是社會各個領域一直堅持走自己獨立道路的那些人書寫的。拉開歷史的距離,從某種本質的意義上看,后者往往更具有建設性,留下的遺產也更為實在,更為具體。

 

一部近代以來中國的企業史,關于近代企業家的活的歷史,還處在歷史的地平線下。要想復活一個已中斷的歷史傳統,固然需要具備一系列制度性的歷史條件,但是,將這個被沉埋的傳統重新呈現出來,至少今天就有這個可能。

 

讀史的過程是漫長而寂寞的,到2006年底,我深感僅僅停留在紙上的尋找是遠遠不夠的,從2007年初開始,到2008年初,我的尋訪之旅斷斷續續,歷時一年,到過無錫、南通、上海、南京、天津,到過武漢、重慶、宜昌、樂山五通橋……

 

在晚清以來幾代企業家們留下遺跡的城市、鄉鎮,我親身感受到了他們昔日的追求,昔日的創造,昔日的夢想,昔日的輝煌,當然也感受到了他們的痛苦、失望和無奈。經過多少風雨滄桑,風云變幻,他們的企業幾乎都已湮滅,有的只留下一個廠名,昔日的傳統也都已無處尋覓。

 

但是,站在物是人非的舊廠房,乃至蕩然無存的遺址上,我仍然有過一次次的感動,有過一次次的欣喜或哀傷,一次次的振奮和失落。我深切地體會到,當我站立在他們曾經努力過的土地上時,我離他們仍然是如此的近,他們的事業和理想沒有隨時間而成為齏粉,因為有歷史在。歷史是如此的奇妙,抵達歷史現場,我們可以穿透時間的隧道,在相同的空間想象當初的場景,想象當初的心靈脈動,想象當初建設者的智慧、勞苦和執著,這不是憑空的想象,而是在掌握可靠史料的基礎上打通時間的界限。

 

回到歷史現場,因此而變得十分重要,在那里,往往會有讀書所沒有的收獲,獲得對歷史新的感悟和理解。隨著時光的消逝,那些早已離世的企業家形象漸漸在我的心中復活,他們辦企業,辦教育,投身公益,致力于推動一個保障企業發展的健全制度環境,這是他們創造歷史的過程,也是他們自我塑造的過程。

 

從1895年狀元辦廠的張謇到1938年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的盧作孚,這是一段可以歌可以哭的歷史,幾代企業家幾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樓,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報館、每一個出版社、每一個銀行,幾乎都是一個奇跡,在中國的南北東西,他們所能憑借的甚少,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誠實、勇氣和努力。在那么短的時間里,幾代企業家篳路藍縷,開創了一個個具有示范性的良好傳統,足以成為今天企業家們的精神背景。

 

我第一次到南通,在幾位朋友的幫助下,走馬觀花,一天之內看了張謇在南通留下的主要遺跡,在他離世八十多年后,經過無數的變遷,南通處處都還有他的影子。毫不無夸張地說,張謇仍是今日南通的靈魂。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一個人竟然可以如此深刻地影響一個城市,造福一個地方。我到了他創辦第一家大生紗廠的唐閘鎮,在運河邊上看著夕陽西下,碼頭依舊,鐘樓依舊,只是失去了往日的繁華,這是張謇建設南通的起點。




20世紀初的南通市景



南通唐閘工業區


我將自己此行的行程和感受寫成了《南通訪張謇遺跡》一文,發表在《南方周末》上面,被張謇先生的嫡孫張緒武先生看到了,他邀請我再次去南通。這一次住了七天,把張謇在南通、啟東、海門一帶留下的遺跡到處看了一遍,除重訪唐閘鎮,把這個昔日進入世界地圖的工業小鎮細致看過一遍,我還到了大生二廠、三廠所在地,通海墾牧公司所在的海復鎮,以及殘留的一段海堤——“擋浪墻”,狼山腳下為那位殉職的荷蘭工程師建的墓址……在那個動蕩不定的時代里,實業救國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的拱卒。

 

無錫榮家兄弟號稱“面粉大王”、“紡織大王”,他們在無錫的第一家面粉廠舊址,昔日榮家事業的發祥地,如今成了“無錫民族工商業博物館”。在榮巷中心小學,我們還能找到榮氏兄弟創辦的第一家公益小學的遺跡。梅園的梅花開得正鬧,郁達夫在《感傷的行旅》中感嘆榮氏將私家的梅園免費向社會開放。

 

在上海江西路上,榮家鼎盛時期建立的三新大廈,如今看來已算不得氣派。沿著蘇州河、黃浦江星羅棋布的榮家企業已全部無處尋覓,榮氏后人新建的中美合資上海申南紡織公司,與過去的申新公司并無傳承關系。上海灘上,只有榮家兩兄弟往日的別墅仍在,一在繁華的路口,一在僻靜的弄堂,如同兄弟倆不同的性格。

 

我到西南尋找盧作孚的遺跡,從他的故鄉合川到他建設的北碚,從萬縣到宜昌,民生公司的第一個辦公處是個廟宇,搖搖欲墜,里面還住著人,進門有狗吠,花開,只有斷壁殘垣見證著民生初創時的艱辛,從一條小船起家,民生的船隊進行了整個長江,通向了世界。

 

我在宜昌長江邊一個叫做九碼頭的地方,感受那場中國實業史上驚心動魄的“敦刻爾刻大撤退”,那些緊張有序、激情滿懷的日日夜夜。正是盧作孚指揮民生的船隊,精密計算,分段航行,不畏艱險,日夜不停,調動所有力量,最大限度地發揮民生公司的運輸能力,奇跡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在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這大概是一個民營企業所能做到的極限了。



抗戰期間的宜昌大撤退 


到天津尋找歷史時,我念叨著一句順口溜:“天津三件寶,永利、南開、大公報?!薄洞蠊珗蟆放f址如今是一家眼鏡店,在張伯苓創立的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校園內,還能找到舊時的建筑,可以緬懷那些逝去的時光。

 

在塘沽永利堿廠內,已找不到范旭東他們創業時的老廠房了,只有大門口爬滿了青藤的“科學廳”據說是老屋,廠門外不遠的黃海社舊址現在做了廠史陳列室。天津市區內久大公司辦事處的歐式大樓,一家婚紗影樓在租用。遺憾的是范旭東種過菜的那個小院怎么找也沒找到,李燭塵住過的老屋倒是有好幾處。他們把一個荒冷的小漁村建成了中國化學工業的耶路撒冷,自己住的卻都是租用的房子。

 



20世紀30年代的永利堿廠

 

在長江北岸的卸甲甸,今天的南京大廠區,當年“亞洲第一大廠”的雄風已了無痕跡,永利錏廠完成了范旭東從鹽到堿再到酸的夢想,如今范旭東廣場上范氏的銅像仍在孤獨地看著車流往來、長江東去。


在樂山五通橋,當我和開車送我前往的王建軍大爺,在當地政協一位干部的幫助下,終于找到永利的老廠,看到范旭東手書那塊“新塘沽”的石頭,那些石頭建造、標明建造年份、至今仍在使用的堅固廠房時,內心曾無比激動。從天津塘沽淪陷在日本軍隊的鐵蹄下,“永久黃”團體西遷入川,在這里重建中國化學工業的基地,毫不氣餒,毫不退縮,岷江水見證了那一代企業家的精、氣、神,他們源源不絕的創業沖動,他們不斷與外部環境抗衡的內心力量。

 

不做大炮,做微生物

 

一幅近代企業家的群像在我心里變得越來越清晰,由他們各具個性特色的努力所構成的本土企業傳統也漸漸在我眼前浮動。這個獨特傳統的內核就是實業救國,我的“大商人”系列選擇了張謇、榮氏兄弟、穆藕初、范旭東、劉鴻生、盧作孚,他們都是近代以來實業救國的代表人物。

 

實業救國,可以說那是一個時代的風氣,不是個別人的選擇。所以,法國學者白吉爾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中有個著名的論斷,與西方17世紀的新教徒企業家不同,20世紀中國的企業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國家命運的希望之舉。

 

不斷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藝、新技術、新機器,把企業一個變二個、變三個,從榮家兄弟、劉鴻生、盧作孚等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特點?!霸鞆S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榮宗敬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一個經典性的范例。劉鴻生晚年回顧平生:“我的全部理想,只是為了發展民族工業。我總希望把我的企業從一個變成二個、三個,越多越好?!?/span>

 

盧作孚對于輪船不嫌其多,民生公司船上的設備包括無線電臺等在當時都是領先的,而且民生的投資涉及許多不同的領域。這是企業家之所以成為企業家的內在動力,只有把辦企業本身看作是終極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門磚,把辦企業看作是一種獨立的行為,自身即擁有最高價值,才有可能產生永不枯竭的動力,推動著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來享受。




盧作孚創立的民生公司朝會

 

制度建設,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業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它真正發揚光大是從張元濟進入開始的,他的抱負是扶助教育,同時他又有一個愿望,就是要“為中國實業造一模范”。他戲稱自己是制定規章制度的“專家“,親手為商務制定了大量的制度,從企業運作、財務管理、人事進退、獎懲到職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難職工子弟的教育補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規定。

 

比起這些有形規定更重要的還是他身體力行提供的示范,比如他請客公私從來分開,比如他主張高層管理者子弟不準進公司,他兒子張樹年留美歸來想進商務,就被他拒絕了?!洞蠊珗蟆房偨浝砗煸L商務,印象頗深。1918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前來取經,索要商務印書館的有關章程,當時南洋公司剛把總廠遷到上海,準備進行一系列的改組,希望參考商務印書館的管理和人事等制度。

 

1921年進入商務的王云五,從主持編譯所到主持整個商務,他引入了科學管理法,對于1932年商務遭遇浩劫之后的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手里,商務不僅繼續保持出版業的領軍地位,而且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在他之前,穆藕初創辦的德大紗廠最先引入過科學管理法,盧作孚在民生公司也強調科學管理,而且落實到每個細節上面。張謇創辦大生紗廠之時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手定大量章程制度,大生最后的失敗固然有種種原因,制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點。

 

保持獨立性,這是近代企業家階層留下的一個不能忽略的傳統之一。從商會在晚清的孕育,到民國的勃興,以企業家為主體的商會在中國社會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晚清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反對曹錕賄選,“九一八”事變后呼吁憲政、“一二八事變”、抗日戰爭……

 

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多數時候商會都是站在時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會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其領導機構都是選舉產生的,當選者基本上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即使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商會、工業會之類的社會組織也沒有完全失去這種獨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國工業總會在上海開會,劉鴻生當選為理事長,憑的是實力和資望,因為當時國民黨當局屬意的人選是陳藹士。在當選的15位常務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黃”團體的李燭塵,榮氏企業的李國偉、榮爾仁,以及胡西園等人。

 

承擔社會責任,從造橋修路到捐資助學,或興辦學校,近代企業家對公益事業的熱忱始終受到社會輿論的肯定和歷屆政府的鼓勵。張謇自述辦實業的動機是為了教育,他從辦第一家大生紗廠到二廠、三廠,到鐵廠、油廠、面粉廠、印刷廠、輪船公司、墾牧公司,把實業作為支點,以實業為母,教育為父,辦師范、辦普通中小學、辦幼稚園甚至辦大學,然后建博物苑、圖書館、氣象臺、劇場、公共體育場,以及育嬰堂、養老院、濟良所、殘廢院、醫院、公園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業,幾乎是以企業辦社會。


南通成為張謇建設“新新世界”的試驗田,也成了那個時代中國的模范城?!皬埬贤ā闭娴氖敲逼鋵?,他不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現代化基礎,而且以他創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響了榮氏兄弟、范旭東、盧作孚、穆藕初等人,間接影響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張謇在南通設立的師范學校


榮家兄弟在無錫創辦的一系列小學、中學、大學、公園、圖書館,修建的橋梁、公路等,對于無錫這所城市的貢獻也不可小看。盧作孚主持的重慶北碚建設幾乎就是對“南通模式”的一個翻版,他在建設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園,整頓匪患,訓練人,一方面辦工廠、開礦,然后辦學校、辦圖書館、辦電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國西部科學院。




重慶北碚公園里的清涼亭

 

在尋訪近代企業家遺跡的過程中,我發現有許多地方都是“因廠成鎮”,比如大生一廠所在的南通唐閘鎮,大生二廠所在的啟東九隆鎮,大生三廠所在的海門三廠鎮干脆連地名都叫“三廠”。范旭東在天津塘沽辦化工企業,把一個荒涼漁村變成了繁華的華北工業重鎮。永利南京錏廠所在的大廠區以前就叫大廠鎮,退休的老職工今天仍以“亞洲第一大廠”自豪。

 

這些都是以工業化推動城市化活著的范例。他們辦企業的行為因而也成了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如果我們想到這一切都是依靠一個企業家、一家民營企業完成的,我們感嘆的又豈止是工業化的力量,或者那些企業家的個人魅力,在這些因素的背后,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值得我們去追問、去尋思、去研究。

 

他們的作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關心公益的層面,而是體現了近代企業家群體在推動工業化的同時推動城市化和整個國家現代化的用意。張謇以三十年的時間致力于實業、教育、憲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稱為中國的現代化之父。盧作孚曾直截了當地提出現代化的目標,榮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國要富強,非急速變成一個工業化國家不可”。

 

追尋他們所開創的本土企業傳統,我們不僅能找到中國企業家真正的精神源頭,而且可以看到一個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經達到過的高度,這應該是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本文作者:傅國涌

歷史學者,獨立撰稿人,關注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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